[2019年，是中美建交40周年。40年来，中美关系历经风雨，两个大国的关系也随着世界格局的变化发生着深刻的改变。在当前中美在经贸和技术领域的摩擦加剧的背景下，如何分析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向”？迈入新时期，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和把握当前的中美关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杨光斌教授接受观察者网专访，从文明冲突和世界格局变迁的角度解析中美关系。]

 

　　（采访/观察者网 戴苏越）

 

　　观察者网：2019年1月1日是中美建交40周年纪念日，您能否为我们回顾一下这40年中美关系经历了哪几个阶段？当下的中美关系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杨光斌：首先，我们来谈一谈40年前中美为什么会建交。可以说，40年前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是两国共同的利益需要和必然选择。

 

　　美国的外交政策遵循两个原则，一个是国家安全、国家利益，另一个就是所谓的价值观、意识形态。对于美国来说，当安全需要首当其冲的时候，价值观、意识形态就可以放一放。1979年正值冷战的高峰期，中美两国都有对抗苏联的共同安全需求，在这样的背景下两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40年来，中美两国的外交关系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上世纪80年代的准同盟式关系。虽然经历了一些波折，比如里根总统上台的头两年，1982年-1983年，给两国关系制造了一些困难，但是在他1984年访问中国之后，双方的关系在整个80年代都维持在了建交之初的一种同盟或者说是准同盟的关系。其间中美双方有很密切的军事、经济合作，美国一些很高端的技术，包括卫星技术、导弹技术都曾在这个时期转让给中国。美国在80年代对中国的改革开放也给予了比较大的支持。同时，我们也给美国的对华贸易、对华投资提供了很多方便和支持。例如中国开放之初美国人说你们没有专利法，不能保护我们的知识产权，当时我们就迅速制定了相关的法律法规。

 

　　第二阶段，上世纪90年代到2015年，中美一直维持在一种“正常化的国家关系”，其间虽然风波不断，但是中美双方各种势力都在努力调整，维持了两国关系的基本走向。1989年-1991年，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了整体震荡，中国发生了政治风波，随后苏联解体、东欧易帜。对于美国来说，安全的威胁没有了，意识形态便提升到了美国对华政策的高度。

 

　　因此在在90年代初的几年，美国一直是在人权等等方面为难中国，把人权问题与中美贸易挂钩，每年都有这样的风波。但是美国当时的商业利益集团起了很大的作用，他们每年努力做工作，不让最惠国待遇和人权问题挂钩。中美关系在整个90年代都在调整当中。1999年5月8日美国轰炸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这实际上是一种战争行为。但是克林顿总统和江泽民主席还是从两国战略的高度最终大事化小，没有影响中美关系的基本走向。

 

　　第三阶段，2015年之后，我个人称之为“新阶段”。在前一个阶段中，两国习惯于合作，对于美国来说，他们期望在接触中改变中国。但是2015年之后，美国两党的政治精英可能都达成了共识，转而寻求对中国进行遏制和对抗。有人称之为“新冷战”，我个人并不这么认为。“新阶段”是一个比较笼统的说法，到底怎样发展是有弹性的，有时可能对抗，有时可能合作，但是，我们可以引用基辛格的一个定位来表述这个时代，就是“中美关系回不到过去了”。

 

 

　　观察者网：对于中美关系这个“新阶段”的变化，现在国内有很多人认为是中国近几年来过于“要强”，宣传“厉害了我的国”导致美国做出的反应，还有人认为当前中国应该回到过去“韬光养晦”的策略，埋头低调谋发展，让美国能够放松对中国的警惕。对此您怎么看？

 

　　杨光斌：这种看法就是把美国人当傻瓜了。其实美国人不是傻瓜，他们的很多精英是非常厉害的。

 

　　首先，美国遏制中国的策略不是近两年才开始的，而是在90年代中期就已经形成。或者说，美国的战略精英早在20年前就意识到中美的这种基于文明的冲突不可避免。其中最典型的是亨廷顿在1994年出版的《文明的冲突》一书中提到，西方文明面临最迫切的冲突当然是来自于伊斯兰文明，他预测下一个世纪初这两个文明就会爆发冲突，这一点他判断得很准确。但同时他认为来自伊斯兰文明的威胁不是根本性的，因为伊斯兰文明一是不团结，二是没有核心大国来挑战美国。亨廷顿借用李光耀1994年的一个定位，他说中国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参与者，她的到来会改变世界秩序，会使得世界秩序重新平衡。所以亨廷顿和李光耀一样看到了中国的规模，以及这种规模可能带来的对于西方统治的世界旧秩序的挑战，所以说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序言中这样说：“如果中国政治稳定保持20年，如果中国的经济高速增长保持20年，那个时候的中国对世界秩序的挑战是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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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90年代中期美国那帮保守派战略家都看到中国规模带来的影响，他们主张遏制中国。但是当时由于某些客观的、偶然的因素，这一战略没有立刻实施。比如当时的美国总统克林顿是一个主张“在接触中改变”的自由主义派，另外就是9·11这一偶然事件使得美国的战略中心迅速转移到了中东，反恐战争从2001年打到2015年，为中国谋得了15年的战略机遇期。所以简单地将中美关系的现状归结于中国这几年的外交政策和宣传口径，这种看法是低估了美国人的智慧。

 

　　另外，我认为所谓“厉害了我的国”这样的宣传对国内政治而言也没什么可挑剔的，而且这种“厉害”表现为国家实力来说还是有所节制。中国通过几十年的发展，从二战之后一百五十多个发展中国家脱颖而出，在综合实力、经济规模、产业链、科技链上发展到今天的水平，宣传一下，对国内老百姓而言没有什么过分的。但是，由于中国对外的声音往往是一元化的，这就使得外国人听到之后可能觉得比较刺耳。归根结底并不是因为“厉害了我的国”而引起了西方对中国的敌对，他们对中国的警惕其实是结构性的，从20年前就预见到中国的规模上来以后对既有的世界秩序是一个根本性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