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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箭脱弦而出的速度,大约在每秒50米,折合为时速180公里,在今天中国的高铁中,复兴号时速350公里,和谐号300公里,已远远超过了箭的速度。

 

　　如果还原古人的“春运”,我们会发现,正是在古人慢悠悠的回乡路途中,沉甸甸的乡愁积攒而成的年味,才如此刻骨铭心。

 

　　一

 

　　从北京到江苏宜兴,1100多公里,在今天,自驾的话,大约12小时,乘高铁,只需5个半小时,最快是坐飞机,北京飞南京,不到两小时,出机场再坐大巴,一个半小时就到了。

 

　　但是520年前,一个宜兴人从京城回乡过年,足足走了差不多一个月:1498年,大明王朝弘治十一年,这年腊月,成功请辞告老还乡的一代贤相徐溥,终于踏上了回乡之路。从腊月初启程,腊月二十七,才回到家里。后来他给同僚李东阳写信感叹说:这一路折腾得啊,我这把老骨头都要散架了。这一年,徐溥已经71岁了。

 

　　在徐溥那个年代,从北京到宜兴,最佳路线是乘船走京杭大运河。徐溥当过“四朝宰相”,回乡路上享受的待遇不一样,仍然累成这个样子,可见其他归乡人在漫漫长路上遭遇的劳苦了。

 

　　或许,今天春运路上还有朋友对“堵车”“抢票”发慨叹,但是放在古代,那才真叫难。一部古今春运史,背后是中国交通变迁史。

 

　　可以说,古代交通状况,决定了古代春运的半径、规模与质量。

 

　　中国古代交通的大发展,是从秦朝开始的,到汉朝又达到一个新的高峰。秦朝对中国交通的意义,在于秦始皇推出的“车同轨”。著名学者白寿彝在《中国交通史》一书中写道:“‘车同轨’,实在充分表现了秦汉交通之大一统的新精神。它在字面上,虽只是要各处车辙的度数相等,各轮间的距离划一；实际上,也告诉了我们:这时的车辆已可畅行中国各处,这时的交通情形已需要车辙和车轮度数的划一了；如果车辙和车轮的度数不能划一,一辆车子便不能畅行各处,便不能适应这个时代的需要了。”

 

　　秦汉之前,交通是很落后的。遥想当年,孔子坐在缓慢前行的牛车上,奔波于各个诸侯国之间,在今人眼里,是典型的慢镜头,辘辘的木车声中,时间似乎停滞。这是老子喜欢的境界:“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但秦始皇不喜欢,统一六国之后,他将发展交通作为国家行政的主要任务之一,陆路交通得以快速发展,除了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车同轨”制度外,他还修建了以咸阳为中心,东至燕齐,南至吴楚,西达临洮,北达河塞,全程共八千九百多公里的“驰道”。

 

　　“驰道”,算是当时的高速公路了。《中国交通史》上说,驰道所采的路线,都是按最近的距离规定的,没有什么迂回曲折的地方,所以又叫“道”。驰道的建设,是“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驰道路线之长,宽度之阔,取道之近,建筑之坚实侈丽,“真是一个前古无匹的大工程”。试想想,如果在孔子的时代有了驰道,他老人家周游列国的时间,也不会有14年之漫长了。

 

　　汉代交通又达到一个新高度,褒斜道连通了长安与巴蜀,夜郎道延伸到云贵高原的莽莽群山之中。最有名的,当属连通西域的丝绸之路的开拓。这条路,让汉朝时代中国人的世界观焕然一新。

 

　　从中国历史的规律来看,大一统时代,交通就能获得长足进步:隋唐时,运河建设卓有成效,形成了四通八达的水运网,唐代还修建了石门道,将川滇和中原连接起来；宋元明清时期,交通建设也越来越多样化,陆海交通均获得长足发展,比如有堪称伟大的“郑和下西洋”,到了清朝,丝绸之路上的茶叶贸易,也依托当时先进的交通,鼎盛一时。

 

　　但是,从一个大的时间跨度来观察中国古代的交通,人在路上,始终是艰难的。到了晚清,错过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中国,在引进铁路、轮船和汽车之前,道路状况与交通方式,千年来并无质的飞跃。“行路难”,始终是不变的主题,当时漂在外地的人,要想回乡过年,往往需要提前一两个月动身,才能赶得上在迎接新岁的爆竹声中,回到温暖的家。

 

　　1053年7月,时任颍州(今安徽阜阳)太守的欧阳修,护送母亲灵柩南下祖籍地吉州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归葬,这年冬天,再返回颍州过春节。在今天,从阜阳到永丰,不到1000公里,开车也就9小时,但当年欧阳修在路上就来回花了两个多月时间,他感叹说:“水往陆还,奔驰劳苦”。

 

　　二

 

　　“奔驰劳苦”,确实是古代“春运”的主题词。明朝有个叫王锡爵的大臣,有一年雇船回老家松江(当时属江苏)过年,经漫长的旅程,老家在望了,开心啊,但马上心情又变差了:靠岸时码头上乌麻麻全是船,挤了两个时辰才挤进去……

 

　　在铁路、轮船、汽车出现之前,舟车牛马,是中国人千年不变的交通工具。

 

　　1793年,英国人马戛尔尼率领使团以给乾隆皇帝祝寿为名抵达中国,其实是想通过谈判打开中国市场。当时马戛尔尼带了一堆代表英国工业革命成就的产品来中国推销,其中包括两辆马车。马戛尔尼对英国马车打开中国市场充满信心,因为他抵达中国后,体验过中国的马车,沉重,缓慢,而且特别颠簸。他还近距离观摩过乾隆皇帝的“御驾”,同样是式样笨重。他带来的英国四轮马车可不一样,带着浮悬弹簧,可以有效减震,乘坐舒适度很高。

 

　　但是,马戛尔尼失望了,他无功而返,带来的各种产品被束之高阁。不是英国的产品不好,而是中国的皇帝太守旧,认为自己的东西已经很好了,比如马车,上千年都这么颠簸着过来了,难道还不好吗?

 

　　是的,千年不变,中国古人就乘坐着笨重的马车或牛车,在路上颠簸往返,无论是上任,赶考,还是旅行,或者,回家过年。

 

　　古代没有相机,当时的交通工具究竟如何?好在,还有古画流传于世。以宋朝为例,从传世的宋画看,如《清明上河图》《溪山行旅图》《盘车图》《雪溪行旅图》等,大多是牛车,也有少量驴车。有人研究过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全卷共有八百一十四人,九十余匹动物,十三辆车,二十九艘船,八顶轿子。车、船、轿子,就是当时的主要交通工具。值得一提的是,宋朝人骑马或者乘坐马车的不多,主要原因是:“儿皇帝”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和西夏崛起后,中原失去了战马的主要来源,因此严重缺马,需要耗费巨资向周边买马,有钱人才养得起马,普通人家,一般骑驴,当时京师开封还有专门出租驴子的商铺,相当于今天的出租车公司。能够出租马的,就等同于今天的豪华专车服务了。

 

　　在宋朝,春节已经是非常重要的节日了,著名的《东京梦华录》一书,就记载过当时春节前开封城外拥堵不堪的情景。当时的车,有“太平车”“平头车”“串车”,太平车是大车,连成一排,用二十多头驴或骡子来拉,也有用六七头牛来拉的,堪称古代的大型平板货车了。名画《雪溪行旅图》中,还出了三辆三牛厢车,以三牛牵引,双层车厢,上层低而宽,是卧铺,下层高而窄,是车厢,整个车子呈拱形。从画中可以看出,最前边的那辆车有人正从下层向上层爬去,第二辆车门大开,车上层有人裹被而卧,下层一人闲坐。最后边的车上下层皆闭门,可能是行李车。这幅画描述的是雪中赶路,可以称之为“大宋春运图”了。

 

　　从古人记载来看,除官员有公家配给外,民间无论租赁车还是轿子,都有明码标价,如果没钱,就只能靠两条腿了。

 

　　当然,古代等级森严,对于乘坐什么规格的车、几人抬的轿子,都有明确规定,一旦超标,就可能给弄个“僭越之罪”,土豪们再有钱,明里也不敢乱来。历史记载的皇帝之外最奢华的一次出行,是明神宗万历六年(1578年4月),首辅张居正离京回湖北江陵老家。当时他乘坐的是前八后八左八右八的32人抬巨无霸大轿子,这个轿子大到什么程度,像个小阁楼,里面分卧室及客室,还有小僮两名在内伺候。地方官员为了让这台巨无霸顺利通行,增派民夫,拓展路面,动用工匠,加宽桥梁,忙得不亦乐乎。

 

　　即使对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张居正来说,这轿子无疑是严重超标了,更甚的是,还有精锐部队护卫,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写道:这支回乡队伍除了肃静回避的仪仗队,“随从的侍卫中,引人注目的是一队鸟铳手,乃是总兵戚继光所委派,而鸟铳在当日尚属时髦的火器。”

 

　　当时张居正权倾天下,这次回乡,拉风得很,但无论是高调秀恩爱,还是高调秀权势,都没好下场。张居正死后,遭受清算,这顶巨无霸大轿子,成了一大罪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