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历过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转变时期，其间也得益于人口红利，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在经济增长最快的1980—2010年期间，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年均增长率为1.8%，非劳动年龄人口年均增长率约为-0.2%。这种人口变化特征，不仅保证了劳动力的充分供给，而且由于新成长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更高，实现了人力资本的不断提升。低抚养比提高了储蓄率，劳动力无限供给延缓了资本报酬递减，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则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这些因素，大大促进了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从我国经验可以发现，传统人口红利理论至少有两个缺陷。第一，传统人口红利理论只强调抚养比这个单一变量。事实上，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变量几乎都与人口因素有关，由此形成的更高潜在增长率就是人口红利。第二，除了传统人口红利理论关注的与人口因素相关的高储蓄率，与人口因素相关的高投资回报率更为重要。我国获得第一次人口红利的经验表明，获得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关键不仅在于较高的储蓄率即资本供给，还在于较高的投资回报率。

 

　　总体而言，第一次人口红利往往属于一种后发优势，其有利于经济增长的特征只是特定发展阶段的产物。一旦发展水平提升和人口发展阶段变化，经济增长就不能再依靠那些与不可逆的人口过程相关的资源，如人口数量和年龄结构，而越来越需要依靠那些可塑造、可培育的资源。经济发展理论和经验表明，这种新增长资源中最重要的是全要素生产率和人力资本，而这两者互为条件、相互促进。

 

　　全要素生产率本质上是一种配置效率，即生产要素在投入数量既定条件下优化配置带来的效率。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自然离不开人力资本的提升。体现在劳动者技能和企业家能力中的人力资本，虽然可以依靠“干中学”得到改进，但从根本上讲则要靠教育发展获得整体提高。而且，各阶段和各类教育打下的人力资本基础，也决定了“干中学”的效果。因此，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不仅要提高储蓄率，而且要提高人力资本以促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保持较高的投资回报率。而提高人力资本，归根结底要靠教育。

 

　　教育发展首先表现为数量上的扩张，在研究中一般用“受教育年限”来度量。提高人力资本，要求扩大教育规模，提高教育质量，通过增加在学时间和提高各教育阶段入学率，延长劳动者受教育年限。在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基础上，向前（高中阶段）和向后（学前教育阶段）延长教育时间，对于提升人力资本具有明显效果。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延长教育时间可以分步骤推进，根据社会回报率大小来决定优先序。国际范围的经验研究表明，教育阶段从低到高具有社会回报率递减的特点。学前教育在促进幼儿智力、社会交往能力、价值观和自我意识发展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对于促进个人发展、社会进步、人力资源开发和综合国力增强具有长远意义。鉴于我国已经把小学和初中教育纳入义务教育，因而有必要重点发展学前教育，加大对学前教育的投入。这不仅有利于增强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功能，而且能够从财务和时间上为家庭解除后顾之忧，使出生孩子数量在政策规定的前提下尽可能接近家庭的生育意愿。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