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关于央行的话题又多了起来，诸如央行买股票、央行买国债、央行QE等讨论在市场上热议不绝，作为舆论的焦点——央行出面直接回应，不再让市场继续猜测。

　　近日，央行举办媒体见面会，包括央行办公厅主任兼新闻发言人周学东、货币政策司司长孙国峰、调查统计司司长兼新闻发言人阮健弘、金融稳定局副局长陶玲等多位核心部门官员出面，直面媒体提出的各类热点犀利问题。

　　这些问题涉及央行是否要买国债、央行有无必要进行QE（量化宽松）、利率市场化下一步如何做、资管新规是否有放松的可能、如何看待2018年社融存量增速持续下滑等多个方面，都是媒体和市场所关心的热门问题。

　　回应一：疏通货币传导机制的“三部曲”

　　2018年，央行通过多轮定向降准、MLF等操作，共释放资金近6万亿元，虽然这些资金基本都传导到了实体经济，但从银行体系的反馈看，针对小微、民企等重点环节、薄弱领域，银行依旧存在“不敢贷、不愿贷”的情况。因此，进一步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让资金从银行体系能更顺畅地传导到实体经济，就成为央行今年货币政策操作的主要目标。

　　究竟该如何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孙国峰提出要破解三大约束。

　　孙国峰表示，对于信用货币体系来说，创造货币的主体是银行，银行通过贷款创造存款（也就是货币），所以，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中枢在银行。银行本身是资产与负债自求平衡，因此它没有预算约束，资产创造负债，资产负债同时增加。

　　“不过，银行虽没有预算约束，但有流动性约束、资本约束和利率约束，这三类约束会影响货币政策传导。所以，要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就要从破解这三类约束下手。”孙国峰说。

　　先来看破解流动性约束。所谓流动性约束，是指银行贷款扩张后，会有提现、清算、缴纳法定存款准备金的需求，所以银行需要中央银行提供的流动性。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央银行可以通过货币政策的操作，从流动性的角度对银行的货币创造行为进行约束；或者相反，当中央银行需要鼓励合理的信用扩张时，就需要放松约束，中央银行可以提供流动性的支持，这种资金的支持也会对银行贷款创造存款的行为提供一定程度的帮助。

　　“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并不是简单的传统货币银行理论中理解的‘中央银行创造多少基础货币，变成了多少银行的贷款’，实际上传导机制还是要更多地从银行的行为出发，激励银行主动地去贷款创造存款。”孙国峰说。

　　第二类需要破解的约束就是资本约束。孙国峰说，当前银行发行永续债就是破解银行资本约束的突破口，未来银行还可继续通过其他方式补充资本。央行创设的央行票据互换工具（CBS）一方面可以提供永续债的流动性，另一方面，也体现出监管部门对银行发行永续债的支持，利于改善市场预期。

　　回应二：利率市场化下一步怎么走

　　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需要破解的第三个约束，就是利率约束，这就与利率市场化的进一步深化紧密相关。

　　孙国峰称，当前在利率传导的过程中，央行货币政策操作对货币市场、债券市场的利率传导作用较为直接、明显，但银行信贷市场由于仍存在存贷款基准利率，使得对贷款利率的传导有所阻滞，利率传导不畅也对银行信贷需求形成约束。因此，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将基准利率与市场利率并存的“两轨”合并为“一轨”。

　　那么，“两轨并一轨”究竟该如何做？孙国峰认为，中国的政策利率与其他国家不太一样，别的国家通常是只有某一个政策利率，我国则是政策利率“体系”，包含短期（OMO）、中期（MLF）、利率走廊等。利率并轨的关键在于发挥央行政策利率的传导机制，不论是市场利率还是存贷款利率，都要与政策利率建立更紧密的联系，未来央行政策利率要发挥更多的作用。

　　其次，所谓并轨，是指基准利率向市场利率靠拢并入，这就意味着央行未来不一定要公布基准利率。从当下纾困小微、民企融资难融资贵的环境看，贷款基准利率的并轨目前更为迫切，央行会采取措施积极推动，进一步发挥现有的贷款参考利率与央行政策利率紧密联系，以保障并轨有序推进。

　　“现有的参考性的利率指标也可以给银行存贷款定价提供辅助功能。例如，贷款基础利率（LPR）相当于贷款的参考利率，可以进一步发挥LPR的市场参考作用。当然，这一利率指标可以进一步优化，将LPR与政策利率进一步紧密联系起来，可以为市场提供更好的参考指标。”孙国峰强调。

　　此外，至于利率并轨的时间表，孙国峰表示，并无明确时间表，基准利率与市场利率的并轨虽然简单，但需要在其他配套制度的完善下才可顺利推进，这些制度就包括上述提及的政策利率传导机制的发挥、市场参考利率与政策利率更紧密的联系等，只有这些配套制度完善后，利率并轨的完成就是水到渠成。

　　回应三：央行暂时没有QE的必要和可能

　　近期，关于央行是否可以直接购买股票、购买国债的讨论不绝于耳，这些讨论也升级到央行是否需要量化宽松（QE）。对于这一问题，央行给出的回答也直截了当。

　　孙国峰表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与国家金融体系结构有关，主要分为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为主导的金融体系。我国是非常典型的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因此，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还是要调节银行行为。

　　“QE通常是金融体系以金融市场为主导的经济体所采取的措施，其本质是货币当局通过在金融市场购买资产来传导货币政策。中国目前还是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所以目前没有QE的必要。”孙国峰说。

　　回应四：央行购买国债意义不大

　　近期，有观点提出“推动实行国债作为公开市场操作主要工具的货币政策机制”观点一时激起千层浪，市场掀起了央行是否需要购买国债的大讨论。央行在这次媒体见面会上也回应了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孙国峰称，从国际经验看，货币当局资产负债表中，国债占比高，并通过购买国债投放基础货币的，主要就是美联储。但需要注意的是，美联储购买国债的规模与现钞投放的规模挂钩，这是信用货币制度发展的历史演进结果。美国财政部发行现币，美联储发行现钞，这背后都是财政的信用。财政的信用与狭义铸币税挂钩。相比之下，我国现钞发行的基础是国家掌握的物资，所以央行买国债的意义不大。

　　更为重要的是，孙国峰表示，从1978年到1998年二十多年里，我国遭遇过三次通胀，都与财政赤字货币化有关，所以《中国人民银行法》才规定央行不得对政府财政透支。央行如果在二级市场大量购买国债，与在一级市场直接购买国债本质上是一样的，容易出现严重的财政赤字货币化问题，这是值得高度警惕。

　　回应五：货币政策有效性的边界远未达到

　　在传统观念中，货币政策是总量调控型政策，其对结构性问题的解决能力有限，这也就是所谓的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边界。但从近年来我国央行货币政策操作的手法看，越来越注重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创新和使用，试图达到解决结构性问题的目的，实现“精准滴灌”。但这种做法的有效性一直在市场中存在争议。

　　对此，孙国峰认为，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尽管确实存在边界，但中国央行的货币政策远未达到边界，还有很大的空间可以发挥，尤其是在结构性政策方面大有可为。央行的货币政策操作可以同时实现既管总量又调结构。

　　“把结构调好了，也利于调节总量。事实证明，如果结构调节不好的话，总量也管不住，两者是相关的。央行可以把流动性投放与商业银行的信贷行为联系起来，实现定向调控、精准调控。所以，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效果会进一步显现，我对货币政策不搞‘大水漫灌’又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充满信心。”孙国峰称。

　　回应六：不合规影子银行业务收缩在预期之内

　　去年社融存量规模增速持续下滑，一些观点将此归结为资管新规对影子银行业务的“一棍子打死”，反思资管新规的声音越来越多，也有不少观点因为面对当前稳增长的压力，监管部门会对资管新规有所放松。

　　针对市场的种种质疑和误解，陶玲一一作出了回应。她表示，一方面，资管新规从来就没有一棍子打死影子银行，没有禁止非标投资，而是根据我国商业银行理财投资的实际情况，允许公募资管产品投资非标资产，但投资非标应当期限匹配，不得多层嵌套，符合金融监管部门对非标的监管要求。另一方面，资管新规出台后，影子银行业务有所收缩，原来号称100万亿元的影子银行规模（也有一种说法，去掉重复计算为60万亿元）在去年收缩了6%左右，收缩的主要是信托贷款、委托贷款、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等，这一方面说明资管新规产生了效果，主要是通道业务、嵌套业务的下降，另一方面也与宏观经济下行、实体经济需求不振有关。截至目前，商业银行的非标投资基本稳定在理财产品所投资总资产的15%左右，未出现断崖式下跌，基本在预期之内。

　　陶玲称，虽然资管新规并未对影子银行一棍子打死，但市场还是会感到痛。银行发完全符合新规的新产品有困难，满足净值化管理、期限匹配等要求对银行来说短期内难度较大。针对非标回表所面临的约束，下一步将会有三方面的解决措施。陶玲称，一是帮助银行补充资本，完善MPA考核，这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观察和调整；二是央行正在制定标准化债权资产的认定规则，会在存量非标转标等方面妥善处理；三是发改委正在根据资管新规的要求制定政府出资产业投资基金、创业投资基金管理办法，将明确理财资金如何投资这类长期限资金。

　　“对于金融机构反映的困难和问题，我们也会坚持实事求是，根据实际情况做好政策准备，把握好风险的节奏和力度，但要坚定信心，保持政策力度，总体原则、大方向保持不变。”陶玲称。

　　周学东补充称，“2017年7月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召开以来，我国金融风险治理取得了初步成效。其中比较突出的有两条：一是宏观杠杆率过快增长的态势得到了控制；二是影子银行乱象得到初步治理。我们必须要清楚一点，资管新规的出台正是因为各种不规范、不合规的影子银行业务和产品已无序发展到难以为继的地步，必须下决心治理不合规的影子银行。”

　　“当然，不合规的去掉，合规的要加快发出来。央行降准，也不是大水漫灌，关了后门，就要打开前门，甚至前门还要开得大一点。一减一加，总量是大体平衡的。”周学东称。

　　回应七：实体经济四大原因致社融增速下滑

　　央行此前公布的2018年社融数据显示，2018年社融规模存量同比增长9.8%，达到历史地位，全年社融增量同比少增3.14万亿元。

　　阮健弘表示，社融规模反映的是实体经济从金融体系所获得的资金。社融增速的回落，主要有实体经济和金融体系两方面原因。

　　实体经济方面，一是政府城投公司的财务纪律加强，从金融体系融资的规模明显减少；二是债务规模大、杠杆率高的国企确实在去杠杆；三是2018年实体经济运行有个突出特点，就是投资增速明显减缓，特别是基建增速比较低，如投资比较弱的行业，融资需求明显下降，而投资比较强的行业，去年主要依靠自有资金进行投资，而不是大规模借助银行资金投资；四是资金的周期问题，2018年的社融中债务到期规模较大，到期之后实体经济没有续作。

　　金融方面，社融下降主要是表外融资下降很明显，尤其是委托贷款和信托贷款。很多通道业务的资金来自于表内，表内资金对委托贷款、信托贷款的支持大幅减少后，会影响委托贷款和信托贷款的资金状况，这是结构性去杠杆的结果。此外，金融体系风险偏好有所降低、金融机构受到资本金的约束也是原因。

　　“不过，即便如此，去年社融增速依然有9.8％，与同期6.6%的GDP实际增速加上我们测算的2.9%的GDP缩减指数相比，也高于后者，说明稳健的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是比较稳定的。”阮健弘称。

　　回应八：金融乱象治理要“咬咬牙”

　　自2017年起我国开始治理金融乱象后，宏观杠杆率快速增长的态势开始得到遏制。阮健弘表示，根据监测结果显示，我国2018年的宏观杠杆率要比上一年稍低。

　　从结构看，企业部门在去杠杆，尤其是国企和城投公司在去杠杆，这也反映出经济稳健运行的同时，债务更加规范；住户部门杠杆率有所上升，房地产贷款增速比贷款的平均增速高，但住户部门杠杆率上升幅度小于企业部门杠杆率的下降幅度；政府部门杠杆率则总体稳定。

　　周学东也表示，金融危机后，美国等部分国家通过危机后的市场出清和结构性调整，使得生产要素重新配置，经济复苏的质量相对较高，这也说明这些国家经济确实需要经历市场出清的过程。对中国金融体系来说，治理金融乱象也需要保持定力，要“咬咬牙”，渡过这一关，否则从金融稳定的角度看，金融风险就难以得到彻底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