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华工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概念。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当时对外代表中国的北洋政府，主要出于遏制日本在华侵略扩张的目的，决定参加协约国一方作战。中国提出向欧洲战场派遣劳工代替士兵作战、支援协约国的计划，亦即“以工代兵”计划。“以工代兵”正好迎合了英、法、沙俄等国劳动力缺乏的需求。经过谈判，最后决定各国以私募的形式，征招华工出洋，从事战场后勤保障服务工作。从1916年5月和10月起，法、英两国分别开始在华招工。在此前后沙皇俄国也开始在华大量招工。据统计，在一战期间，英、法在华共招募约14万名华工，这部分华工主要服务于法国战场，统称“西线华工”。沙俄招募的华工散布服务于俄罗斯及远东各地，统称“东线华工”。

 

　　大批华工抵达欧洲后，被分派到工厂、农村和建筑工地，从事着各种繁重的体力工作。部分华工被派至前线挖掘战壕、运送补给、搬运尸体，历经生死考验，甚至付出生命代价。据统计，在西线14万名华工中，牺牲和下落不明的华工接近2万人。

 

　　在一战结束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西方各受援国政府对一战华工所经历的苦难及他们为欧洲所作出的贡献，一度采取了选择性遗忘。各种官方举办的纪念活动中难觅中国劳工的身影。西方学术界也是如此。在一战研究的学术史上，甚少提及中国与一战的关系，更不用说一战华工问题的研究。这种状况一直持续至上世纪80年代初。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以及一战研究的深入，西方学术界开始出现专门研究中国与一战以及中国一战华工的著作。同一时期，海外华人学界也开始关注这一话题。国际史学者徐国琦于2005年用英文发表了其国际史研究三部曲的首部专著《中国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将中国政府派遣劳工、“以工代兵”的计划、寻求参战，列为寻求新的国家认同与国际化的重要部分。2011年，徐国琦出版了其研究一战华工的专著《西线战场的陌生客——华工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完成了其国际史研究三部曲的最后一部专著。在该书中，作者采用国际史的方法，对华工招募、赴法直到归国的状况作了全景式的勾勒，其中还涉及华工与中国社会精英的互动，并着重探讨了华工对协约国的贡献及华工在中国走向国际化进程中的作用。

 

　　近年来，随着海外大规模一战百年纪念活动陆续开展，国际学术界对于亚洲与一战、中国与一战的关系予以关注。在此背景下，一战华工研究也涌现出众多新的研究成果。国内也陆续举办了多场以中国与一战或一战华工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相应的研究成果开始大量出现。

 

　　综合目前国内外已有的研究，我们可以说，一战华工是一项重要历史事件，其产生的历史影响是多方面的：首先，对一战期间欧洲大陆而言，大批华工背井离乡，无论是在战火纷飞的前线，还是在后方的城市乡间，他们辛勤劳动、埋头苦干，甚至付出生命，为欧洲大陆恢复和平和战后重建作出了独特的贡献。这一点，近年来随着西方学术界对一战研究的深入和中国国际地位的大幅度提升，西方社会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都予以了相当程度的认可。华工的“身影”逐渐出现在许多关于一战的官方纪念活动里。一些华工纪念雕像与纪念碑也已经或即将竖立在法国、比利时和英国等国的许多城镇中。

 

　　其次，对中国而言，对德宣战及派遣华工赴欧，使中国获得了战胜国的身份，从而得以出席战后举行的巴黎和会。正是由于华工在战场上的付出，令出席会议的中国外交官们可以理直气壮地反驳会上对中国“参战不力”的指责，并进而提出取消外国在华特权、收回被日本夺去的原德国在山东的各种利权等主张。只是由于当时的中国积贫积弱，中国的合法利益没有得到重视，反而遭到侵蚀。

 

　　此外，大批华工来到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欧洲大陆，为中国提供了通向世界的窗口。更为重要的是，一战华工为中国百年现代史上许多重要事件播下种子，五四运动、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国早期工会运动及工会组织、上世纪20年代中国民族主义勃兴等许多重大历史事件，都能感受到一战华工的潜在影响。

 

　　2014年，习近平主席在德国科尔伯基金会发表演讲时指出：“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它忠实记录下每一个国家走过的足迹，也给每一个国家未来的发展提供启示。”众所周知，近代中国经历了一段不断遭到西方列强侵略的屈辱历史，同时这也是一段中国人民不断奋起抗争、反抗外敌入侵可歌可泣的革命历史。伴随着这一历史进程的，还有近代中国学习西方先进的科技文化，不断寻求变革，争取国际平等和融入世界秩序的努力。

 

　　充分挖掘和研究一战时期的中国与世界以及一战华工的历史内涵，对于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与把握近代中国的历史发展轨迹，发展当今中国与欧洲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都具有重要的历史与现实意义。